BOB全站APP文学，一种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媒介。当法国文学走向中国，中国文学走向法国，中法之间实现了接触、交流、合作。

　　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的《茶花女》）是中国译介的第一部法国小说。之后，从梁宗岱、傅雷到柳鸣九、罗新璋，从许钧、余中先到袁筱一、黄荭，几代中国法语译者和法国文学学者把大量法国文学名著译介到中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加缪的《局外人》、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安妮·埃尔诺的《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它们打开了几代中国读者的视野，和其他国别的翻译文学一起，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文学传入法国的时间更早。《好逑传》成书于明末清初，1761年被译成英文，五年后由马克-安东尼·鄂都转译成法文在里昂出版。现代以来，以雷威安、李治华、诺埃尔·杜特莱、何碧玉、安比诺、安妮·居里安、贝诗娜、杜碧姬等为代表的汉学家、翻译家，将老舍、鲁迅、巴金、沈从文、艾青等现代作家和余华、苏童、莫言、毕飞宇、韩少功、王安忆、黄蓓佳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译介到法国。1981年，李治华与夫人雅歌历时27年翻译完成的法文版《红楼梦》出版。近年来，刘慈欣因获得雨果奖，在法国掀起一波中国科幻文学法译热潮。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荭，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法文学、文化互通互鉴。近日，她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当代中国人眼中的法国文学、当代法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法国文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黄荭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接触法国文学：“我当时阅读了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普吕多姆、罗曼·罗兰、萨特、波伏瓦的作品。高二时，我从小镇图书馆借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带到学校，同学们吓坏了。因为虚荣，我没说自己看不懂。不过，在群山环绕的浙西南小镇，阅读法国、俄苏、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外国文学作品，激起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高考填志愿时，黄荭虽然对法语一无所知，但凭借对法国文学的热爱，勇敢报考了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她说：“都德在《最后一课》中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但他没说法语也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大一的语言学习对我打击很大。最终，文学挽救了我。从大二开始，我借助字典阅读《小王子》《胡萝卜须》等法国原版文学作品，以及系列经典作品的简写本。很快，我的法语突飞猛进。”

　　求学过程中，黄荭逐渐找到法国作家杜拉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1984年，杜拉斯获龚古尔文学奖，在中国掀起第一次译介高潮，小说《情人》《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广场》、电影剧本《广岛之恋》《长别离》等被引进中国。1996年，杜拉斯去世，掀起第二次杜拉斯作品译介高潮。1997年，漓江出版社请时任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许钧教授推荐杜拉斯小丛书的译者，翻译两本《外面的世界》。最终，第一本Outside由袁筱一翻译，第二本LeMondeextérieur由黄荭翻译。那一年，黄荭大四毕业。

　　这两本带有新闻写作性质的作品，让黄荭被杜拉斯深深吸引：“我发现杜拉斯不仅是小说家，还是戏剧家、导演，对很多事件有知识分子介入的态度，看到不公正的事就想‘蹿到街上’为发声。”黄荭硕士阶段论文的研究课题是“杜拉斯小说书写与其戏剧、电影书写的联系”。硕士毕业后，黄荭留校任教。之后，她攻读本校的博士研究生，继续研究杜拉斯。黄荭说：“2002年，我拿到法国政府奖学金去巴黎三大攻读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研究东方对杜拉斯作品的影响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她发现，虽然中国读者对杜拉斯的了解常限于《情人》《广岛之恋》《琴声如诉》等被影视化的作品，以及抱着猎奇心态阅读杜拉斯的传记，但杜拉斯的创作，尤其是《情人》，深深影响了一众中国作家，如把王道乾翻译的《情人》作为范本去学习的王小波，还有以赵玫、陈染、林白、虹影、洁尘、安琪、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几代“想像杜拉斯一样写作，甚至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的女作家。黄荭对杜拉斯的翻译、研究，从1997年夏延续至今。

　　最近两年，黄荭开始翻译、研究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作品，翻译的《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真正的归宿——与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已出版，目前正在翻译其创作日记《黑色工作室》。黄荭问过埃尔诺：“你的写作有没有受到杜拉斯的影响？”女作家回应，她的写作跟杜拉斯关联不大，对她影响更大的是波伏瓦及其创作的《第二性》；皮埃尔·布尔迪厄对她的影响也很大，“阶级”“惯习”“区隔”等社会学概念，让她更清楚地认识到阶级差异。黄荭则认为：“作为研究者，我发现从欲望书写、爱情书写和身体书写的角度看，她跟杜拉斯有不少相通之处。”

　　在黄荭看来，法国女作家的创作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法国女性写作从中世纪起便提倡知识改变命运，认识到自身处境后实现自我觉醒，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今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致敬女性环节引人注目，十座金色女性雕像从塞纳河上升起，其中就有欧洲历史上首位以写作为生、《淑女之城》作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和法国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代表人物、《第二性》作者波伏瓦。如何总结法国女作家的精神内核？

　　“1988年7月，法国电视一台主持人吕丝·佩罗问杜拉斯：‘变得自由意味着什么？’杜拉斯回答：‘就是成为我自己。’一代代女性奋斗的目标就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挣脱束缚，破茧成蝶。”黄荭坦言自己在研究法国女性写作时，会重点关注“她们如何认识自己、成为自己、走向解放”。她也相信，随着对法国女性写作的广泛阅读，中国读者也能更好地思考女性境遇、性别平等对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性。

　　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法国文学译介的作用不可忽视。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中华民族觉醒进程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分重要。该书最早的译者是翻译家傅雷。他读完原著后，发现其中的向上精神就像英雄横空出世，足以振奋中华民族。所以，他翻译该书，想让中华民族走出阴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思潮随着作品译介传入中国，影响时代精神的塑造。此时，不仅莫里哀、拉辛、伏尔泰、卢梭、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被进一步翻译成不同中文版，而且像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写作，加缪、萨特、波伏瓦的存在主义作品，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娜塔丽·萨洛特等新小说家的创作都冲击着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观念。在黄荭看来，从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小说、私人化写作，中国当代作家的每次蜕变都带着“西学东渐”后选择、接受、吸收、转化的外来基因，中国当代文学进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话语模式，在世界文学网络中交织缠绕。

　　随着读图时代和泛娱乐化时代到来，文学和大众消费的博弈也让不少人思考文学的明天。年轻读者越来越多地先通过屏幕接受被改编成电影、音乐剧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小王子》《情人》……然后才阅读文学原著。黄荭说：“文学作品的影视化体现了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文艺大众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影视化为文学作品提供另一种阐释和审美方式。”

　　文学奖也推动了当代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黄荭认为，法国文学界和中国出版界的交流如今已十分频繁，法国文学流传到中国的时间大大缩短，“只要有法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奖、勒诺多奖、美第奇奖、费米娜奖，中国出版社会立刻评估，竞价争抢版权，找人翻译”。1983年，安妮·埃尔诺已凭借《一个男人的位置》在法国文坛一举成名，但当时在中国鲜有人问津，2022年她获得诺奖之前，国内翻译她的作品只有《位置》《一个女人》《耻辱》《悠悠岁月》。获奖后，这四部作品在中国迅速加印、售罄后一再加印，其他作品也在第一时间火速引进、翻译、出版，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已推出四辑共19部作品。

　　黄荭指出，当下的文学译介和传播遵循新闻时效性，如果不趁着热点推动作品持续曝光，它们会很快被读者遗忘：“今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市面上铺天盖地的《素食者》，之后必然有新的获奖者取代韩江的热度。”她认为，中法文学、文化交流很多时候也遵循新闻效应，“不断有新闻刺激你接触新的文学作品，但不断更新的信息很快覆盖了你蜻蜓点水式的阅读”。不变的是，在研究法国文学的近三十年间，黄荭不断感受到自由、平等、包容的精神，“法国文化多元开放，近年来有不少非洲裔作家获得法国重要文学奖项”。

　　普通读者从何读起法国文学？黄荭表示，并没有打开法国文学的正确方式：“每个人的阅读品味不同，不存在从雨果读起，还是从巴尔扎克读起，重要的是花时间阅读。哪怕你从法国电影、音乐剧走近法国文学也可以。开卷有益！”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不少主题活动让黄荭印象深刻，如：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办的龚古尔文学奖中国评选系列活动，黄荭主持了一场圆桌论坛“作家、编辑与译者眼中的龚古尔文学奖”，与鲁敏、路内、余中先、胡小跃、黄雅琴对话；法国文化中心组织的纪念杜拉斯系列活动；群学书院联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可一书店和多家出版社举办“法国文学纵横·中法建交60周年系列演讲”，回顾法国文学史，品读经典法国文学作品。黄荭透露：“12月28日，可一书店会举办一场文学沙龙，作为系列活动的收官，每位读者将带一本法国文学作品，坐在咖啡馆轻松愉快地分享感受。我想，这就是让法国文学、让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吧！”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法国是浪漫国度。黄荭却表示，在很多法国人心中，中国和中国文学才浪漫：“他们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学、文化，比如《西游记》很受欢迎，而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认识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窗口。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被翻译成法文，但整体偏小众。”黄荭认为，要把眼光放长远：“中国不缺好作家，但法国大众未形成阅读中国文学的惯性，兴趣需要有好的契机去激发，并持续培养，一旦法国读者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就会一直关注其动态。”

　　即便小众，但中国当代文学也曾间断式地闪耀法兰西。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越来越多进入西方人视野。中国当代文学以其对中国社会客观、深刻的描写和剖析成为西方读者一窥中国现状、了解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重要渠道。1990年，汉学家、翻译家杜特莱在《世界报》上高度评价莫言等当代作家的创作，称其“极具革新性的作品是世界文学的珍宝”。至此，莫言开始在法国走红。此外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也使文学原作得到传播。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电影接连在法国上映，深受当地观众喜爱，同时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传播。黄荭介绍：“余华、苏童、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的作品被译介到法国，影视化是让法国读者认识他们的重要渠道。”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图书沙龙上两次集体亮相的时间节点同样关键。2004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华文作为巴黎图书沙龙的“主宾”。在巴黎求学的黄荭也来到现场：“、莫言、苏童、余华、毕飞宇、阿来、格非、韩少功、张炜、李锐、池莉、残雪、迟子建、戴来等近四十位中国作家，组团在沙龙上对谈、签名售书。会场布置得很有中国风，每场活动都吸引了很多法国读者。系列活动经过法国媒体报道后，掀起一阵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高潮。”

　　2014年，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上海作为巴黎图书沙龙的主宾城市，王安忆、毕飞宇、刘震云、金宇澄、李洱、路内等二十余位作家赴法。黄荭说：“董强、袁筱一等译者兼学者也加入出访队伍，更好地搭建中法文学对话的桥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也去了很多人，开展新书推介、洽谈版权合作，交流形式愈发丰富。”同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首个全译本、余华的《第七天》等作品在法国出版。

　　今年，多达59家中国出版社到巴黎图书沙龙，展销各类中国书籍。5月24日，“江苏名家名作”外译项目新书首发式暨中法作家沙龙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徐风的长篇纪实作品《忘记我》、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草房子》、韩东的《韩东中短篇小说集》三种图书六种外文版正式推出。学者周宪的《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法文版、孙晓云的《书法有法》英文学术版正式推出。

　　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制定出海策略，带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法国出版界也在极力推动中国文学传播。但黄荭表示，中国文学出海经常会受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影响，“外国出版社给中国文学设计的封面，经常在中国美女、电影剧照、山水、年画、中国当代海外画家的作品中选择图案，虽然一眼看就是中国元素，但设计理念和作品内容基本无关，无法体现作家风格的差异性。与此相反，中国出版社的封面设计越来越好看、走心。将中国文学作品连同我们的封面设计一起给到法国出版社，或许是不错的解决之道。比如，法国南方书编出版社今年出版了路内的《少年巴比伦》，直接使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珍藏纪念版封面。”

　　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雨果奖后，在法国掀起一波中国科幻文学出海热潮，所以黄荭笑着说：“要想中国文学在法国不断掀起新热潮，最好这两年再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坦言：“近年来，法国译介最多的中国女作家是迟子建，男作家是阎连科。今年，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一起入选法国教师资格考试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专业的书单。法国读者预测下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是阎连科，但英美国家读者更希望是残雪。”

　　黄荭还透露，中国作家“走出去”也需要身体力行，作家积极去国外参加文学交流活动，推介自己的作品，可以产生很好的宣传效应：“鲁敏今年首次携长篇小说《金色河流》走进伦敦书展，跟出版界、读者用英语交流，颇受欢迎。今年年初，杜碧姬主编的中国中篇小说丛书出版了鲁敏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是她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相信她在海外获得的关注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