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不久，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掀起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潮。这次改革促进了高等教育教学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推进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现了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

　　到了1994年，原国家教委正式提出制订并实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以下简称“教改计划”）并在部分学科进行试点。接着，1995年三四月份在北京举办了两次“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报告会，这标志着“教改计划”全面启动实施。“教改计划”实施后，全国各高等学校有23000多人申报了3000多个项目。经专家评审，221个大项目、985个子项目立项，共有10000多名教师参与其中。“教改计划”的目标成果之一，是在世纪之交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作为教学改革的预期目标，“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应运而生。其中一部分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大部分是当时国内最高水平或较高水平的教材，出版后为许多高等学校使用，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这对于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新中国高等教育教材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教改计划”先由时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周远清提出“实施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改革工程”的设想，后得到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的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被誉为“富有远见、意义重大”。朱开轩主任建议将“工程”改为“计划”，最后确定为“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以下简称“改革计划”）。为了启动“改革计划”，周远清司长找出版社筹措经费，曾找了某大学出版社，对方态度含糊，没有明确回音，后来才找到高教社。于国华社长听周远清司长介绍项目的意义及实施方法后表示，教育改革最终应落实到教学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计划。周远清司长说，好是好，但是没有资金，不能启动。此刻，于国华社长敏锐地意识到，对以出版高等教育教材为主并且密切关注、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高教社，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必须抢抓，因此立即拍板决定，由高教社先提供100万元启动经费。以当时的条件，能够一下子拿出100万元支持这个教改项目，已经很不容易了。实际上，此后高教社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继续提供的经费支持，累计超过了1000万元。

　　通过资金支持，高教社便参加到全国100多所高校，10000多名教师参与的“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该计划最终形成两个成果：“改革计划报告”白皮书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后来，周远清副部长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动情地说：“高等教育出版社有远见。当时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后来在高教社的支持下，我们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了。”国家教委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实施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主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其原因就在于这段鲜为人知的“情缘”。

　　高教社在提供启动经费的同时，决定将出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作为社内的一项重点工程。有关学科选派编辑业务水平高、专业基础扎实的编辑人员，开始从参加“教改计划”的教师中认真遴选作者，并积极参与到作者承担的具体立项研究当中，与作者一起深入探讨、研究、拟订编写教材的内容、体系、框架。高教社抢抓“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选题就缘于这样的背景。

　　1997年6月，高教司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教改计划”进入实质性阶段。1998年3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在“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教改计划”要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之一，是到2002年编写出版1000本左右“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涵盖100个专业。1998年12月，周远清副部长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宣布：“教改计划”已进入收获阶段，要求高教司、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力做好收获阶段的工作。

　　应该说，从周远清副部长到于国华社长，都非常关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建设工作。但是客观地说，当时高教社的编辑们对这件事的认识却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推进的速度不太理想。

　　1996年，我除了原本的副社长之职外还兼副总编辑，主要协助社长负责编辑部的工作。1997年年底，有一次我和于国华社长出差到上海，记得住在莫干山酒店。一天晚上，于国华社长和我谈工作，询问“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怎么样了，感觉进展不大，希望我认真抓一下。看到于社长非常着急的神态，我也急在心里。在出差途中，我一路在想，怎么样才能够把大家出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话又说回来，当时为什么进展不够快呢？因为高教社的编辑们都习惯于五年一期的国家级教材规划，也就是“六五”“七五”“八五”这样的国家级教材规划。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步的是“九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尽管国家教委也曾发调“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重要性，周远清也到处演讲宣传，但相对而言，大家对“九五”规划教材更为重视一些，认为那是国家级教材项目。但我清楚，出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毕竟是一项非常有前瞻意义的工作，是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于国华社长又在周远清面前立了“军令状”，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加快进度。我最后下决心，首先要抓好编辑环节的选题组稿。

　　回到北京，于1998年6月4日到8日，我花了5天的时间到各有关编辑室了解情况，摸底后我就找蒋鉴、郑惠坚两位副总编辑一起来商量。当时在副总编辑当中，我请他们两位作为学科负责人。所有的理工科，不分出版中心，让蒋鉴来负责；所有的文科，都由郑惠坚来负责。我同他们两位商议这件事情，我说：“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九五’，因为它是国家级的，在高教社内部考核当中有说法。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我们投入那么大财力和精力，可是现在动作不大，怎么办？”郑惠坚说：“老张啊，我看得在考核上下功夫！”

　　经过研究，我们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考核激励方案。在年终分配时，在总的考核奖金中，拿出一部分专项用于这件事。其实那时候奖金数量很少，一个品种只能拿出2000元，分三个环节奖励。第一个环节，抓选题，首先强调选题组稿质量“宁缺毋滥”，要做就做“拳头产品”。只要立了项，审核通过了，也就是说，《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审核表》要盖上教育部高教司的章，再盖上高教社总编室的章。到年底凭盖有这两个章的审核表，每个品种奖励800元。第二个环节，抓发稿，选题审核通过后，激励编辑把稿子组上来，还要高质量按时编辑加工完毕，三审发稿交给后端排印生产。每一本书发稿，奖励800元。第三个环节，抓出书，希望编辑发稿以后持续关注到出书。样书出来，再奖励400元。

　　这种激励方式，虽然钱花得不多，又是在总的奖金盘子里面，但是效果比较明显。大家觉得很实际，年底考核操作简单，作为一个编辑，拿出几张审核表，乘以800元；再有几张发稿单，又乘以800元；见到几本样书，再乘以400元，很直观。这种方式很奏效，运作了两年，把大家的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了。到2000年5月，高教社正式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已达200多种，具备一定规模。

　　策划出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应该整体考虑，包括选题、审读加工、装帧设计、印制、宣传推广等多个环节。选题、审读加工两个环节有按学科分管的副总编辑蒋鉴、郑惠坚把关，有相当强的专业性，我介入不太多。

　　在后续几个环节，因为我在出版部工作过，对生产情况比其他社领导更为熟悉，所以我参与得比较多。对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整体装帧设计，记得在1998年11月17日上午，我约黄元铭（总编办公室）、胡涛（出版部）、杨祥（理工部）、王宏凯（文科部）等一起商议，我强调开本要统一，风格要统一，一定要有不同于以往教材的设计。回想当时，确实做了一些深入思考，动员编辑人员与设计人员一道进行策划。

　　首先，开本要与国际接轨。国内通常用的是正度16开，用的纸张尺寸是787mm×1092mm，成书尺寸是185mm×260mm，这与国际常用的开本不一致；国际常用开本用的纸张尺寸是787mm×960mm，成书尺寸是170mm×226mm，有别于我们通常的16开，所以叫异形16开。经过对国内外教材和图书的反复研究、比较，感觉需要更加突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时代性和引领性，与国内通常使用的开本要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最终选定了国际常用开本异形16开。

　　接下来，风格上也要统一。我和时任总编辑助理的杨祥、王宏凯一起琢磨，风格到底怎么定。后经我们商量，决定采用高教社教材以往的风格。高教社教材以往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的“黄皮书”，什么图案都没有，就是黄书皮印上黑字：书名，作者名，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很朴素，也很醒目，这是一种风格。后来出版的呢，单个设计都不错，但放在一起，有点儿乱。于是想，“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风格要实现相对统一，除了开本以外，装帧设计要简单大方，要在颜色和底纹上做文章。后来就和美术设计师刘晓翔、王凌波商定：“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高教社第一次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教材做统一封面设计的系列图书，涉及文科、理科、工科，生物学、医学、思想政治等不同学科和专业，种类多，差别大。所以在设计上采用统一格式加上色彩区分的方案，分别用棕色、蓝色、翠绿、草绿、土黄和红色六种颜色对应文科、理科、工科、生物、计算机和思想政治六类教材，以提高辨识度；文字图案全部居中、左右对称，体现经典和严谨的设计理念；总体采用抽象的肌理（类似树叶、麻布纹等）作为基础图案，扩大适应范围，图案都处理成和本色系一致的颜色，目的就是呈现系列书既有统一面貌又有个体差异的特点。

　　再有，印制也很重要。打造教材精品、创造教材品牌，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当时确定的原则是专厂印刷、专用纸张、专用油墨。出版部胡涛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经过比较，挑选了几家印刷厂作为定点印厂，遴选山东华泰纸业公司和山东高唐（现更名为全业）纸业公司生产的70克胶版纸作为专门用纸。为了确保印制质量，还要求印制人员和编辑人员到印刷厂现场监控，发现诸如墨色不均匀等问题时立即解决。印制完成后要对样书进行质量检查，确定合格后再进入发行环节。这样，就保证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印制质量。

　　当初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憧憬：“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么大规模，以后要出到1000本。想想看，这1000本教材开本新颖，风格一致，文科的摆在这儿，理工的摆在那儿，那将气势恢宏、壮观无比。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每当看到这些成果，我内心都激动万分。设想，如果“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没有形成规模，设计不够统一，印制不够精美，肯定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后来，其他出版社借鉴高教社的这种设计理念，陆陆续续组织自己出版社的系列教材，也佐证了高教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在业内的示范效应。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是组织国内最好的一批专家、学者花费了很大精力编写而成的，是汇集了众多参编者也包括高教社的编辑、设计、印制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一批教材能否很好地推广使用，事关能否实现大范围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这么大的工程，仅靠高教社编辑自己宣传推广是不行的。时任总编辑助理的杨祥向于国华社长提议，理工科“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要在全国召开推介会。这个意见很好，后扩大到各学科。经过与高教司沟通协调，高教司2000年3月下发了教高司函〔2000〕37号《关于举办“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研讨会的通知》，明确提出由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15个研讨会。内容为：全面介绍“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成果及出版的教材；展示已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国家重点教材及其他优秀教材、电子出版物；分学科或专业研讨制定“十五”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规划的有关问题。通知要求研讨会所在省市的高等学校都要派出代表积极参加会议。单个研讨会规模控制在300人以内，每次会议经费3万元，全部由高教社负责提供。

　　系列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于2000年4月22日在南京大学举行。时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理事长、高教社顾问曲钦岳院士，省各高校教务处负责，各高校主要学科和专业负责教学的院、系教研室负责人及骨干教师近500人（因为首次，突破原定规模）参加了会议。时任高教社社长于国华，副社长杨松涛，社长助理苏雨恒、林梅，总编辑助理杨祥、王宏凯以及有关学科、专业编辑室主任、编辑、营销部门人员近4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全国高等学校教研中心教材研究室也有3位参加了会议。

　　上午召开大会，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徐世良、省教委副主任刘迪吉、教研中心常务副主任陈祖福、高教司副处长董锦岐和我分别发表讲话。杨祥介绍和汇报“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成果及已出版的教材。下午，按学科和专业安排了10多个专门会议，结合制定“十五”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规划，与会人员做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讨。

　　会议在江苏高校广大师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教材展示现场，许多教材被与会者伏案抄录的感人场面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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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结首次会议情况的基础上，5月20日，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了系列研讨会的第二次会议，湖北省教育厅领导、各有关高校的教务处负责人、各校有关学科与专业的骨干教师4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从第三次到第十四次研讨会，分别于6月3日在西安交通大学、6月1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6月18日在浙江大学、7月14日在四川大学、9月16日在山东大学、9月23日在吉林大学、9月24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10月21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月28日在中山大学、11月4日在中南工业大学、11月11日在郑州大学、11月18日在南昌大学举行。

　　这样，很短时间内在全国高校就形成大规模的宣传声势，把使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火”给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