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全站传统观念中，时尚于中国人似乎是百分之百的舶来品。 或许是受“制造大国”印象的误导，在大多数人眼中， 中国只有制造低端产品的能力， 因此，一向缺乏自己的时尚品牌。 直至近几年，“新锐设计师”一词开始流传开来，令人以为中国终于开始有自己的设计师品牌了。 其实，百年以前中国就有了颇为发达的时尚产业，许多我们曾以为属于今日的创造， 当年即可找到这类创造的鼻祖。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将证明正是基于这近百年的积累，才成就了今日欣欣向荣的中国时尚产业。

　　许多人认为“时尚”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实际上，中国早在唐朝就有了“时尚”的概念。白居易诗歌中曾写下“时世妆”一词，意指“妇人妆饰之入时者”。 北宋诗人陈师道又曾用“时样”代表“入时之式样”。 而欧美的主要语言中， “流行的式样”这一概念直到1300年左右方才出现。 但尽管概念起源得很早，欧洲终究因其资本主义商业的最早萌芽与迅速发展，而使得时尚不再仅仅是某一单纯的社会流行现象，而是成为一种可以为资本所用且产生更多资本能量的商业行为。

　　毫无疑问，在时尚被商业化的过程中，资本与消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资本的介入，使得消费行为不再是单纯地因为“需要”而产生的自然的购物行为， 而是被人为地推动着成为一种因着对时尚无限的“欲望”而产生的周而复始不间断的行为。 这样，时尚就演变为不断地追逐被资本体系人为制造出的所谓“潮流”新品。只有这样，资本才可不断地产生新的利润。而对于处于同时代，整个社会尚处于封建体制下的中国，这种系统的资本与消费主义模式的缺乏，使得中国的时尚产业起步最终晚于欧洲。

　　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中国终于在清末打开封锁已久的大门，并于19世纪中期被迫开放数个口岸城市给英美法数个国家。这段被普遍认为属于“耻辱”的历史，客观上却也成就了日后这些城市的文化与经济的一时繁荣。这段繁荣史，曾被认为是“帝国文化侵略”的后果。但是中国的时尚产业，就是在这未曾间断的革命、战争与血腥中诞生的，并成为中国时尚史上摩登与战争并存的一朵“奇葩”。而中国的第一间时装公司——上海鸿翔时装公司亦诞生于此。

　　宽大气派的门面房，玻璃橱窗里展示着中西合璧的时装式样，不是还有一个犹太人进入橱窗更换展品；进入大门，一段优雅的爵士乐飘进耳边，温度适宜的热气，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温柔的问候和一杯英式早餐茶。在纯法式装饰的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陈列着一排排从欧美进口的各类毛料，还有国内最高档的真丝绸缎面料。陈列厅背后，则是供客人使用的“试装室”，“礼服出租部”和“皮货部”。 而楼上，则是“创样室”和有数百个技师的工厂。

　　这并非是小说或者电影中的场景，而是中国第一家时装公司——鸿翔公司鼎盛时期的面貌，它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第一间由国人创造的、名副其实的奢侈品时装。

　　鸿翔公司诞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创始人为金鸿翔和金仪翔兄弟两人。与那个年代众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兄弟两人13岁便去一家中式裁缝铺做了学徒；随后又师从女士西服裁缝学习做了洋装。学徒时代，两人不仅用心学习技艺，还颇为用心地地记录每位客人的喜好；业余时间甚至还要学习英文。学艺近十年后，两人放弃高薪，决定自立门户。他们看中了上海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静安寺路863号（今南京西路马莎百货处）的门面，通过筹股及借钱方式，颇有勇气地就租下了店铺。鸿翔一开始就定位当时上海滩最高端的社会阶层：洋人、买办、官太太、名媛、明星，凭着清晰的定位、精致的质量及上等的服务，很快打开了局面，并从此树立了在中国时尚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鸿翔的时装制作究竟多有竞争力？1928年的《中国摄影学会画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名为“卡尔登耳”的颇有财力的洋人，为推广“金月牌”香烟特别举办了一场“时装竞赛会”。起初，他找了当时同样属于风尚前沿的外资公司——云裳时装公司来设计及制作所有竞赛会的服装。结果被洋人“认为不合格”。卡尔登耳不得已转向鸿翔。而鸿翔从设计到制作，均令“西人认为满意”。

　　鸿翔制作时装的考究程度，从其当时的公司规模及设备即可窥一斑。1934年的上海《社会晚报时装特刊》 称其从“创样”、“试样”到“技师”有“上下五百人”， 且“俱洞悉制衣奥绝”；其“衣服原料”均为“定织”且“花色有5000余种”。而器具方面，则有“空气透而不染尘、气味合而不生弊”的“狐貂保存箱”；与“专门吸收新皮及丝织品”的“收气机”；以及 “免除气味以重卫生”的“喷水机”。

　　鸿翔创始人之一金仪翔之子——金泰钧可以算是中国最早一代的时装设计师。他跟着犹太裔设计师学习设计与绘图，向公司的高级技师学习打版与缝制BOB全站， 还需要像我们所熟知的所有西方设计师那样，经常去各个场合寻找灵感来源。应他的需求，鸿翔公司不但订购了许多英文版的《Vogue》与《Harper’s Bazaar》杂志，还从海外购买大量的纸样。 而他最惬意的时刻，当属有好莱坞新片上市之时。每当这个时间，金泰钧会身着一身西服，坐在电影院门口的咖啡馆，一边悠然地喝着咖啡，一边兴趣盎然地观察着进进出出的客人身着的多彩缤纷的服装。 待电影开场，再进去看一场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剧情当然很重要，而对金先生而言，戏中女主角的着装才是最令其着迷之处。

　　鸿翔在鼎盛时期，几乎就是当时时装奢侈品的代名词。民国时期小说里、电影中，只要说“穿鸿翔”即意味着最高端的社会阶层。从宋氏三姐妹到当时红透半边天的电影明星，均是鸿翔的顾客。而鸿翔也颇懂得与明星相处之道，常常利用他们的婚礼、电影发布会或者其他重要场合赞助或者赠送礼服。这其中，又属与影后胡蝶的关系最为亲密，先后为胡蝶提供了其结婚礼服、海外电影巡演及其他重要场合的服装。

　　而胡蝶也成为了鸿翔最好的非官方“代言人”。1931年的《影戏生活》记录道，在一次中央大戏院赈灾会上，胡蝶事先告知主持人记住在台上问她衣服在哪里做的。在台上，主持人依照计划问蝴蝶：“你这衣服的样子多么好看呀。是哪家做的？”胡蝶表示：“我这衣服是静安寺路鸿翔公司做的。价钱又巧。货色又好。正是中国服装公司里的首屈一指了。” 而彼时，正坐在观众席的金鸿翔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了——这一免费的广告宣传，不知又将为鸿翔带来多少爱美的顾客。

　　鸿翔还曾在现任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大婚时，通过英国驻沪总领事馆赠送给女王一套上袄下裙、红色金线绣龙凤的中式婚礼服。女王为此亲笔署名，寄回谢帖。极富经营意识的鸿翔复制了这份谢帖和礼服，将其陈列在橱窗之中，又为其响亮的招牌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中国第一家时装公司，鸿翔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创新也是可圈可点。在人员管理方面，两位创始人大胆地从难民营中聘用了3位犹太人：一位做设计师、一位是试衣模特儿、还有一位则是橱窗陈列员。在商业模式上，鸿翔将专卖二手衣的估衣铺概念移植到当时以定制为主的服装市场，为客人提供多种颜色及尺寸的成衣，客人看中即可直接买了穿。公司还在推广上做了众多努力：它们发售礼券，客人凭礼券可以有折扣；它们紧抓时装的流行性，到了季末立刻打折促销。不仅有“现售”，“看样定制”，“专门设计”，还有“来料加工”，“旧衣翻新”，“特快及上门服务”。这些在今日奢侈品及时装品牌的运作方式，在那个刚刚脱离清王朝封建体制正逐步转向资本主义朦胧时期的年代，毫无疑问开拓了先河。

　　冷芸，独立时尚撰稿人及商业顾问。其撰稿媒体包括《周末画报》及《BoF时装商业评论》。2013-14年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访问学者；美国政府富布莱特奖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获得者；伦敦时装学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时装营销管理硕士。曾就职于耐克、百丽及利丰集团。主要著作《中国时尚：对话中国服装设计师》，《时装买手实用手册》。冷芸也在康泰纳仕时尚培训中心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