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东街，俗称喜帖街或印刷街，位于香港岛湾仔区，是香港著名的印刷品制作及门市集中地，尤其以印刷喜帖著名。后由于香港市区重建计划，利东街道的业权被收回，被改造为现代风格的商住区，喜帖印刷店“成行成市”的景象遂成历史。

　　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夏循祥以利东街为个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作《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一书，以民族志的形式展示了当代香港的社会景观。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其中讲述“喜帖街”往事与香港本土经济的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利东街并不是一开街就是喜帖街的。从裁缝街、印刷街到世界知名的喜帖街，利东街与湾仔旧区的其他老街一起见证了香港本土经济的发展和转变。20世纪50年代后期街内地铺主要是士多、手工加工服装和小型印刷业，印制学校练习本、账簿及商品包装纸等，始有印刷街之名。到60年代，因经常发生火警，新搬进的商户已变成做西服、洗衣、熨衫、打铁和幼稚园等行业的。踏入70年代，中环的印刷公司搬迁至利东街，它们喜欢这里方便落货，印制日历的商铺开始多了。80年代印刷喜帖潮流兴起，利东街才成为街知巷闻的喜帖街。

　　恒生印刷的老板陈炎章说：“人们把利东街叫做印刷街是后来的事情。最初应叫裁缝街，街上有十多个裁缝。那时谭臣道、谢斐道是红灯区，他们就是专给‘阻街女郎’做廉价旗袍。后来六十年代尾黄业被扫，裁缝减少了，小型的印刷厂就搬进来。”超哥也说，20世纪初的湾仔在填海工程之前，利东街是“美金落在港岛”的第一块土地，泊岸的军舰水手会到那里做洋服。1959年在利东街开“华龙发型”的华叔也证实了这一点：“利东街五、六十年代以裁缝店、洗衣店和柴炭铺为主。”

　　70多岁的裁缝师李煜麟见证了半世纪前的重建计划，今次已是第二回。时光倏忽过去，他亦别无选择。“50年代利东街首次重建前，这里仍是三层高木楼梯的旧唐楼，当年很多老街坊也是重建后再过来开店。”李煜麟的档口设在利东街一幢唐楼的“楼梯底”。访问期间，找李煜麟帮忙改衣的熟客一个接一个，老街坊路过店面时会问李煜麟“食唔食西饼”，这种人情味，非任何新社区能比。自1950年由新会“走难”来港，李煜麟大半生离不开湾仔。他也曾风光一时，坐拥多层物业，顾客不乏权贵。汇丰、东亚和恒生等大银行的“长衫”员工制服，也是找李煜麟量身定做的，就连港督府，也是他30多年来的老主顾。“港督府一年造两套制服，女的是‘马姐装’，黑裤白衫，男的一律黑裤唐装上衫或恤衫。有时港督府宴请贵宾，员工要穿上新制服。生意一到，他便要连夜赶工。”

　　除了大富人家，湾仔骆克道和谢斐道一带是烟花之地。不少舞小姐也找李煜麟做晚礼服。“那时大班跟我说：‘老李，你手工好，给你做生意无所谓，但记住不要跟她们来往’。”年轻时一表人才的李煜麟笑言，当年“吃得开”，都因他能恪守这“江湖规矩”。

　　裁缝街之后，利东街才成为印刷街。“后来做洋服的很多迁移去尖沙咀，因为多游客。空出来的铺，因为送纸张等原料时，可以三四家一起送，方便运输。因此多印刷行业。”

　　利东街作为印刷街和喜帖街的主题，是香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利东街的印刷生意最早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年一名孔姓商人于该处经营印刷生意后，吸引其他印刷店来，高峰时更有24家。据老人讲，50年代，港英政府为了方便监察民间的印刷品，防止它们印刷非法物品和伪钞，把印刷店铺都集中在湾仔。政府规定所有印刷商都需持有效牌照，“早期做印刷要拿印刷牌，印刷机全要登记；搬迁时，也要向警务处申请行街纸。管制很严，因怕你印假银纸、假邮票。那时间印刷厂很困难，印刷牌很难申请，因为台底要给很多钱。要印刷机的管制处、消防处、劳工处等各方面都同意了，警务处才最后发牌。每个部门都要给钱，给少了，他就说你不合规格。于是有些没牌的个体户，就向有牌的人租机位；一个铺位，分分钟同时有四、五间印刷厂在经营。到1974年左右，这牌照才取消”.

　　牌照的审批条件中包括商铺工厂有足够的走火（消防）通道及后门。有商户发现当时利东街有一排天台彼此相通的六层高的旧唐楼，符合走火要求，于是大批商户蜂拥而至，到利东街开业。有的店更是1958年第一次重建后便进驻经营至今。

　　初期的印刷街小店，多以印制信纸、信封及文件、名片为主，是香港出版业的雏形。在利东街开设印刷喜帖店铺近二十载的钱锦标，在该处经营三间印制喜帖店铺，既是业主又是租户，娓娓道出喜帖街过去半世纪的足印：“‘印刷街’之名起源于五七年”。

　　20世纪70年代，不少印刷店开始印制各式各样的日历、喜帖、红包袋及挥春挥春，粤语，即春联。等。钱锦标等人回忆说，70年代每个家庭兴起张贴一帧彩色月历。印刷月历让印刷街经历过一段黄金岁月。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店铺的自然流失与补充，利东街的印刷业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以印制喜帖闻名。“后来又转为印帖。其中一家叫祥远兴，是最早在这里做印刷的。他有生意头脑，想到去婚姻注册处，从结婚告示板上拿取新人的资料，寄信去宣传印帖。就这样发展起来。之前喜帖多数是酒楼印的，客人自己填写名字。但他先知先觉，直接找新人，提供自己设计的系统。名字等是印出来的，不再是手填。”之后，印刷喜帖潮流兴起，便有了喜帖街的辉煌年代，“办喜事嘅人唔会再揾父母托人印，或者问酒楼”。

　　每年9月，印刷店就会出货，以满足来年的需要。由于店家们都喜欢把自家的印刷品陈列在店铺前，铺前便摆满了贺卡、红包袋、日历等印刷品，因此满街都是红红的，充满中国传统的喜庆气氛。“到1985年左右就开始叫喜帖街。结婚要买帖的都会到利东街去看看。若在利东街都找不到合意的，就不用再到别处去找了。”

　　喜帖生意形成后，其他与结婚有关的生意，就自然聚拢来陆续登场，有花、红包袋、对联、小礼物、水晶制品、过大礼传统物品、回礼精品和红酒的店铺，开始成行成市。“到了一条尽头路，只见两旁都是印刷中西喜帖及婚礼用品的店铺。走近细看，窗橱内陈列的喜帖林林总总，有的设计新潮，有的式样传统，中西皆备，还有让来宾签名留念的礼簿、喜筵上的纪念小物件如餐单、火柴盒、镂花筷子等等，甚至给伴郎伴娘的精致礼物，一应俱全，甚么都想到了。整体看上去喜气洋洋，活泼可爱，令人赞叹。”

　　当然，喜帖街并不只有喜帖店或印刷店，还有很多发廊、洗衣铺、设计公司与食肆，但仍然是一条有特色的小街。更让人值得一走的，是街道半空层层叠叠的广告招牌，这成为香港独特的风景。一条在白天本是平平无奇的街道，在夜间霓虹灯管亮起后变得一片绚烂。琳琅满目的缤纷景观让这条街声名大噪。街道，原来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喜帖街在香港逐渐为人所BOB全站注册知，创造了利东街最辉煌的年代。除了方便新人“一站式”讨价还价，也成为香港的“景点”。举办婚礼的新人，几乎都会去喜帖街选购，也会在那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到了网络时代，前铺后厂式的古旧营运喜帖店模式，逐渐发展为以电脑制作喜帖的经营方式。 “传统的印刷已经式微，现在用的全自动、彩色、数码……真的‘追唔上’。”毅思设计公司则推出数码喜帖。发言人刘丽萍表示，所谓数码喜帖是一张光碟，载有新人的一辑照片，并配上音乐；新人又可将照片放入公司结婚网页，让亲友上网浏览，“数码喜帖除冲通知亲友结婚，重有留念价值”。她说，迄今的生意额较去年上升一成。

　　而来订购喜帖或红包袋的人就多了，更有达官贵人。志成店老板娘陆太自豪地说：“连董生、陈太、李生都来帮趁我印红包袋。”帮趁，粤语，光顾的意思，也写作帮衬。香港很多称呼都有所专指。董生应该是指，特区首任行政长官；陈太是指陈方安生，曾任特区政务司司长；李生应该是指李柱铭，著名大律师，曾任主席。也有名人来做喜帖。谢霆锋和王菲秘密结婚时就是在“Joy’s Card”的贺咭公司定做喜帖的。

　　整条街道拥有很多特色印刷店，如荷兰的木屐村、威尼斯的玻璃吹制作坊，已成为旅游景点。香港旅游发展局亦曾前往东南亚向当地人宣传利东街。因此除了香港市民，喜帖街也吸引了不少海外游客慕名而来，专程到利东街订购喜帖，选购印有姓氏的红包袋，或购买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印刷品留作纪念。金成公司的客人远至东南亚、北京及美加等地。恒生的客户有来自美国、法国、印度、中东等地的。建筑师出身的第三届湾仔区议会市区更新专责小组主席陈耀辉说：“有朋友同我讲，佢屋企人多伦多结婚，问人去边度印可以快啲拿到帖，啲人就立即谂到利东街。”

　　最后发展到人人皆知“喜帖街”，反而不知利东街的“奇闻”。超哥笑着说：“我经常在东区、西区搭的士回来，的士司机会说‘利东街？不知道在哪里’。很多人还以为是利源东街利源东街是港岛的另外一条街道。”

　　到重建计划启动时，利东街楼下的56家地铺中，有22家印刷请帖、喜帖或红包袋的商铺。“志成”“金成”和“港成”三家印刷铺的铺东兼印刷师傅更是同门三师兄弟。其中五六家的店东为业主。不少店东在街内经营谋生，一做就是20年，有些甚至集结了几代人的心血，经历了印刷行业随社会转变而求存的岁月，构成一个别具一格的本土经济。

　　志成店在利东街营业约20年。创办人陆锦汉，主要经营红包袋设计、印刷、批发及零售生意。店铺有3名伙计，一直以传统的“前店后厂”模式经营，前铺招徕生意，后铺为印刷工厂。

　　对利东街情系半生的陆锦汉在“印红包袋如印钞票”之前，也尝过创业失败之苦。陆锦汉入行由学徒做起，在利东街工作初期只是一名印刷技工。20年前自觉手艺了得，决定自立门户，但又怕被指没义气，抢旧老板生意，决定远离湾仔，带着辛苦储得的工钱跑到老远的荃湾开业。“好惨！不熟地头，整个月都接不到一单生意，3个月就执笠，蚀光所有钱。”其时的惨淡经营，实令陆锦汉难忘。孑然一身的他只好吃回头草，又给旧老板打工。然而浅水难困蛟龙，两年后，他再萌创业念头。这次走对路了，他于远近驰名的喜帖街重新开铺。慕名前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志成一开业就客似云来。陆锦汉说：“原来这条街咁好揾！我之前打工当学徒，老板只管叫我做，从来唔教我做生意。”

　　他们的印刷品是正宗的香港制造，其产品款式传统而独有——全部自家设计；用料全采用日本原料；而且前店后厂；老板陆锦汉与太太亲力亲为，无时无刻地监控着印制的每一个工序；连印刷师傅也只聘用香港人以确保产品品质优良。近年，行家都把工厂搬至内地，陆锦汉却留守香港，目的是为无时无刻能够亲自监控产品全部制作过程。

　　志成一年到头都印红包袋，由烫金字的红包袋至现时凹凸花纹的设计，印制的红包袋数以亿计。但单单印红包袋是不足够开销的，空档时也印喜帖。人家都印七彩、新颖的，甚或卡通人物的红包袋，他由始至终专注传统的花款，均能维持货品质量。多年来，陆锦汉坚持走高档路线，照顾品位传统的客户。市面上的红包袋一般批发价低至每百个少于100港元，但他的产品一般在150港元、200港元，甚至200港元以上。取价虽然较市场高，但仍合理，赚取了一定商誉。因此志成18年来无论经济顺逆，都客似云来。这对夫妻档自是愈干愈起劲，且凭着优质及创新产品令业务不断扩大，现时已成为批发商。客人远至东南亚、北京及美加等地，其产品更是广东省无良翻版工厂抄袭的对象。

　　志成店因此累积不少捧场客，连达官贵人都是其客人。老板娘陆太自豪地说：“连董生、陈太、李生都来帮衬我印红包袋。”“除了本地客户外，亦有海外华人亲临订货，有来自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洲。近年亦有从内地来的客人。”2003年除夕，连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也驾临志成店，看华人如何过农历新年，把他们这档红彤彤的生意宣扬到世界各地。

　　市面上红包袋款式大同小异，想在派发时令人留下印象，不妨考虑自家设计红包袋给印刷公司印刷。陆太表示：“自家设计红包袋的客人不算多，但亦见客人花心思设计，如‘囍气杨杨’就是客人自家设计，一来可突出姓氏，派利是时亦令人印象深刻。”陆太说若定制300个或以上红包袋，无须收取模费，每100个红包袋收费50—200港元不等，按款式及大小而定。她补充说近年红包袋的热门颜色为古铜色和金黄色等，传统的红色更不愁捧场客，图案方面仍以好意头为主，如象征“年年有余”的鲤鱼、“花开富贵”的牡丹和“丰衣足食”的丰收果等。除接受客人的设计订单，有30多年烫金技术经验的志成烫金，近年集中研究红包袋的花款设计，如多色烫金压花技术，期望可留住客源和跟内地印刷公司竞争，减少客量流失。

　　由于利东街拆迁在即，为方便客人购买，陆锦汉于早前开始透过互联网推销产品，并选址红磡“十三街”，稍后移迁该处继续经营。“我哋反对重建并唔系为赔偿，而系希望当局安排所有印刷商铺可以再聚首一堂，延续‘喜帖街’特色。”陆锦汉感慨地说：“聚埋一齐虽有竞争，但可以吸引人流帮衬！不过，当政府赔偿商户后，大家就各散东西。”另一烫金印刷公司发言人黎先生亦同意集中经营有利于业务发展。陆太亦慨叹利东街清拆严重打击生意：“条街做到世界闻名，啲客都同我讲唔同意政府收番。”2007年清拆之后很多客户都不知道店铺搬到哪里，以前都以公司客为主，现在则以散客为主。昔日到利东街的客人都是做生意的，现在展销场地人流是多了，但只是看的多，生意却少。

　　2004年在香港的黄历上是“双春兼闰月”，因重建而沉寂多时的喜帖街货如轮转，印刷喜帖的生意大增三成。从事20多年印刷喜帖生意、金成制作公司负责人钱锦标笑称，今年巿道畅旺，迄今公司接获的订单，较2004年飙升三成，平均每日有10对新人印喜帖。他有点感慨地说：“1997年受金融风暴冲击，生意淡静。但系2004年经济复苏，再加上双春兼闰月，好多人结婚印帖。咁多年我哋第一次要加班赶工印帖，还要请多3个工人开工。”

　　对着五花八门的喜帖，准新人如何选择？钱锦标说，2004年较为流行两款的喜帖，一款系拉帖，“张请柬喺封套入面拉出嚟，好别致，如果重要靓啲，张请柬可以两面印中西式嘅公仔同文字”。

　　新推黏花喜帖另一款是“圣旨”，请柬如圣旨一样是卷起的，再放入封套内。他说：“呢种喜帖系我自创，开头成本好贵，零售价每张十八蚊，啲人嫌贵唔愿买，经过不断改良，今年将价钱降至八蚊一张，都几畅销。”

　　钱锦标表示，各类喜帖的售价相差极大，由最便宜每张4港元到最贵80港元不等。当中以每张约6港元的中价喜帖，最多新人选择，大批印刷会有折扣。他续称，自金融风暴后，喜帖价格急跌两成半，今年巿道趋旺，预料下半年会加价一至两成，“已经下决心结婚的准新人要印就快啲，七八月会加价”。

　　金辉烫金印刷公司负责人陈上勇更乐观地表示，迄今平均每日接8宗订单，料2004年生意会较2003年上升五成。2004年特别推出一款黏花喜帖，最多顾客选择；另一款受欢迎的是2004年才有的古铜色喜帖。

　　毅思设计公司则推出数码喜帖。发言人刘丽萍表示，所谓数码喜帖是一张光碟，载有新人的一辑照片，并配上音乐；新人又可将照片放入公司结婚网页，让亲友上网浏览，“数码喜帖除通知亲友结婚，重有留念价值”。她说，迄今的生意额较2003年上升一成。

　　当然，喜帖街留给大家的也并非都是好的记忆，也有顾客因为喜帖印刷纠纷而将喜事蒙上一层阴影。2002年，湾仔利东街23号地下的“大囍贺卡礼品中心”，《苹果日报》过去多次接获市民投诉其经营手法不当。其前身为“Top Class Company”及“时代贺咭礼品中心”，两店先后于1999年、2001年被消委会公开点名指其经营手法不当及有误导成分，并罕有地公开店东姓名郑美兰。记者就投诉个案前往调查时发现，“大囍贺卡礼品中心”的店东郑小姐及范先生，就是“时代贺咭礼品中心”店东郑美兰及店员范先生。

　　与香港经济神话同步的，是无数小家庭、小本经营者，一步步艰辛地为自己开创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旧区，正是香港人走过这段历史的见证。从流失、补充到转型，利东街经历了数次行业的更替，亦于过程中体现了自然衍生的生命力。街道作为城市空间，丰富而活泼地表现着人与建筑物的互动关系，表现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吊诡的是，这些景象，都不是由建筑师、规划师设计出来，而是经年累月，由市民的生活模式和实际需要而自然衍生出来的。

　　湾仔印刷业于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利东街代表了曾经光辉过的商务印刷，各种印刷产品曾在街上成行成市。有商户由小铺变成厂户；有做本地生意的搞起出口事业，为香港的印刷工业做了贡献，尤其是六七十年代至80年代初期。湾仔是当时香港的印刷中心，见证了香港被喻为“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其他三大中心为美国、德国及日本。据印刷铺户忆述，当年这些印刷工厂分布在石水渠街、星街和利东街。只有利东街是前铺后厂的经营模式，成为湾仔的一大特色。在地下香港对楼层的称呼依照英式，香港的地下即为内地说的一楼，英文为underground，香港的一楼则为内地所说的二楼，英文为first floor。依此类推。香港人将门面称为地下铺面，简称为地铺，而开在地上楼层的则称为“楼上铺”。铺面的印刷店，善用了唐楼的特点，发展出前店后厂、厂店合一的一站式销售服务。店铺门面不大，前半部分多为陈列室和接待处、销售处，让准新人选择喜帖款式；后半部分则为印刷的厂房，由老板亲自监督印刷。利东街这种前铺后厂的经营模式，同附近的“楼梯铺”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

　　香港的旧式行业多由内地传来，当中的民间智慧可以反映昔日移民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直默默耕耘，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利东街见证了战后港人做生意的模式：找个交通方便的地方，小本经营，前铺后居，胼手胝足。香港有不少地标具有很强的民俗意义，而非历史意义。例如榕树头、鹅颈桥下打小人（“打小人”是一种流行于香港、广东民间的巫术仪祀。人们希望借此种巫术仪祀来驱逐、报复所谓的“小人”。如果觉得生活中有诸多不顺，或者怀疑有小人作祟，都会在惊蛰那天打小人，可以自己打，也可以请职业神婆代打，目的都是驱赶小人，迎来贵人。打小人的时间各地庙宇不一，最为盛行的日子是惊蛰。打小人一般会在阴暗的地方进行，例如桥底。在香港，铜锣湾及湾仔之间的鹅颈桥是打小人的热门地点。），卖电子产品的鸭寮街，旺角的波鞋街，这些地标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香港这个难民社会中有一批人固定为某件事聚于某一处。由于聚集的时间够长，一般的香港市民，乃至内地自由行游客，想到某件事就会去那个地方，久而久之就成为一个值得保护的民间本土经济。

　　同行聚集的经营模式，与利东街印刷业、喜帖业得以发展起来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商铺够集中，能够为客人提供更多选择，时日久了，同类生意就会聚在一起，成行成市，让消费者有选择。于是形成良性循环，慕名前来光顾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亦吸引更多公司到来开业。“适者生存的意思，是做生意的，自己会聚在一起。以前春园街、太原街基本上是卖五金、工具的地方；大王东街、石水渠街是卖铁器材料的；联发街就有卖砖仔、瓦仔的。太原街成为行人专用区后，因为不能上落货，原本的电器行撤离，有人就开始做铁皮玩具，慢慢成为玩具街。这些都是人们自然形成的。做生意的明白，聚才有生意，这是很传统的方法。”

　　印刷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工序，印刷喜帖还有熟练的内部分工合作。不要小看一个红包袋，制作需时五个月，由设计、做模、啤封、印版到审视，如果效果不好还要重印之后才会大批印刷及烫金。各个工序由行内不同的人负责。而且行家间必须存在默契，不然在时间上无法协调。

　　网络的稳固亦是街道生命力一个重要的所在。通过日常接触而建立起的深厚交情，不仅是买不到的经济网络与邻里关系，而且是生活价值与藕断丝连的本土民情。“对于从事印刷卡片、信纸信封10多年的任太而言，她的生命是利东街集体印制的浮世绘。她的回忆中没有推土机与规划大纲，只有理发店、车仔面和街坊的守望相助。作为老板娘，任太过去除了在铺面，还要到工厂帮助丈夫至深夜。她跟街坊时常谈天，分享家中街上琐事，细述客人事宜、工作心得。这就是她的回忆。”

　　“同行如敌国”这句话在利东街内并不适用。相反，20多家印刷公司多年来建立了唇齿相依的默契，除了“有钱齐齐搵”外，还多了一份相互守望、互相支持的亲切感。据陈生说，在利东街最初的两年，守业也是挺困难的，到后越来越多同行搬到利东街，生意才同时慢慢好转。这印证了中国生意人常说的一句老话：“做生意必须成行成市。”

　　“成行成市”的商业模式，方便了商户之间在原材料如纸张、油墨等和其他商业物质上的互通有无，使商户既有竞争又互相依存。这种优势是很微妙的，它体现在缺乏纸张时可以到邻店拿，订单太急时可分给他人做，等等。“人家说同行如敌国，但从我们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当我们有需要时，问行家借一些物料什么的，从来没有拒绝的。比如下午五六点接到很急的订单，但没有纸，纸行也已休息，就会去对面、隔壁，跟他们借纸。反过来也一样，大家互相帮忙。有时候机器有故障，切纸机坏了，就拿到别家去切。那是一种相互依赖的情况。有这样的支援网络，你才敢放心接生意，不怕赶不及出货。这样可以很灵活，大家都有生存空间。”

　　这种互相依赖的经营模式，对小规模经营者特别重要。对于资本雄厚、规模较大的经营者来说，同行间的互助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小本经营者，一个同行聚集、彼此支援的营商网络，则是重要的生存条件。利东街喜帖、印刷业的成功，与这个互相依存、自然衍生的营商网络是难以分割的。任太就认为喜帖和印刷组合于利东街最好，因为喜帖店必须成行成市，而印刷可以提供支援。

　　昔日的业主即使没有正式形成行业协会，也会存在一定的行业联合意识。而且产业的集中，使他们在与客户的讨价还价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联合起来。同行业业主之间形成的是“重复博弈”，通过信息的充分沟通，能够在与客户的（大部分都是）“一次性博弈”中突破“囚徒困境”，获得利益最大化。而重建之后（除非是整体搬迁），由于分散到各地，信息沟通（包括业主和客户对新址的了解）成为问题，业主们一方面要损失一部分生意，一方面失去了可以依托的规模经济，从而失去了行业网络。而对顾客来讲，分散的喜帖铺也增加了他们比较、选购的时间成本。利东街业权全部被收回后，虽然有人热心维系着重建后已破碎的社区网络，可是大家都忙着新的生计，昔日的街道工作分工系统亦消散了，随之空间上的方便与工作上的效率也难保了。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产业形成规模，边际效应才会递增，即规模愈大，成本相对减低，利润因而提高。时任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洪云星认为，同一种业务的小商户聚集一起，也可以集合个别市场，形成“规模经济”，发挥的力量比小商户加起来还要大。他指出，因为可以成为一个“地标”，利东街是一个特色。消费者一想起喜帖就会想到利东街，可以减省不少搜索成本。他列举了日本一幢全是卖礼服和婚纱的商场，因为方便消费者而成为一个卖点。他表示，若重建利东街时商户被迫分开，不但会破坏“规模经济”，亦令商户营商环境困难，因为商户需要一段时间再树立口碑，令成本倍增。

　　同行之间在服务上的区分是彼此不会出现恶性竞争的另一个原因。恒生印刷的陈炎章就以高质量、高价格为自己定位。“要有很多的选择，顾客才会到那儿去买。有时候是一个老板有几个铺位，他们可以令价格有差异，做不同的特价，吸引顾客。”志成店也是走精品、高端路线。

　　在这里，甚至抄袭也可以成为良性竞争的一部分。“传统技艺行业必须靠互信，不然设计会被抄袭。如果设计真的被抄袭，卖红包袋的档主认为虽然被人抢生意，但可以用社群逻辑处理，向街坊述苦，跟档主投诉。数日后，大家又可一同喝茶了，并不会动辄就采取法律手段。对小商铺而言，抄袭一个红包袋又能赔多少钱呢，况且这设计又不能注册。反之，自治和互信基础下的调解更人性化，而对他们而言，抄袭不一定是创意的敌人，也是鞭策他们继续创新的动力。”

　　本土经济一是靠日积月累的社区网络，二是靠成行成市的规模经济，三是靠互相支援资源与共享信息。有部分的行业，需特定的牌照及按政府其他法律的要求做，又或有特定的空间需求，故只能在某些地方经营。车房、工程与印刷铺等只能在旧楼经营，因为新消防条例禁止工厂铺在新大厦的铺位开业；同时又需要门口可以停车，否则根本无法经营。已发展成行成市的行业，若搬散，则生意一定大跌，地区特色亦荡然无存。“重建之后，横街窄巷消失了，地铺不见了，小贩摊档清拆了，换来的是大型商场。租商铺的是一式一样的大型连锁店或名牌店。原来的小市民哪里租得起！要继续经营可往哪里去，说转型又谈何容易？你看花布街搬往西港城，还不是门可罗雀，苟延残喘？早年经济不景，政府说要推动本土经济，在上环海旁再搞‘大笪地’，给小本经营者摆档，最后也失败收场。”

　　当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走过利东街时，他如获珍宝：“利东街的一排旧屋，似乎在向我招手，墙上还挂着醒目的抗议拆迁的标语，读来犹如诗词，可以朗朗上口，遂引起我对此作‘文化研究’的兴趣。原来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印刷街’，街坊居民大多以经营印刷各种印帖——包括‘红包袋’和喜帖——谋生，而且十多家店铺朝夕相助，商务蓬勃，并未被业内竞争或其他商品所取代。后来又得知这条街上的居民更是世代相传聚居于此，俨然构成一个有人情味的小社区，这在一个以大公司为主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也算是一个小奇迹。于是我向美国学界的朋友广为宣传，并以此作为实例，证明香港并不是一个商场和商品压倒一切的都市。这些学界名人将于六月中旬在香港大学召开学术会议，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与消费社会’，并且指定我带他(她)们沿原路行街一次！原来这些西方学者的兴趣恰在于香港的‘本土性’，要我证明香港毕竟和西方理论中的都市不同，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仍然保持它独有的地方风格。”